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为强化供应链金融业务规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防范潜在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联合金融监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 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25年6月15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一些金融机构、供应链核心企业和第三方公司等，通过搭建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为各类供应链金融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其中，部分供应链核心企业通过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开立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用于供应链上企业应收账款确权、结转和融资，在提升中小企业收款保障及融资可得性、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潜藏一些问题和风险，如核心企业存在信用过度扩张风险、供应链信息服务系统缺乏必要的设立标准和管理规范等。

《通知》特别强化了对中小企业的保障。为切实保障中小企业参与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合法权益，《通知》提出了四方面要求。

一是发展供应链金融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服务国家战略为出发点，以维护市场公平有序为立足点，促进降低产业链供应链整体融资成本，实现上下游企业互利共赢发展。

二是要求供应链核心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合理共担供应链融资成本，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或不当增加中小企业应收账款，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期限，不得滥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三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相关主体不得强制链上企业与特定融资方以高于合理市场利率的水平获取融资服务，提升应收账款融资质效。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发展多样化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积极探索供应链脱核模式，支持供应链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开展信用贷款及基于订单、存货、仓单等动产和权利的质押融资业务。

四是规范各类主体对链上企业的收费行为。要求供应链核心企业不得以应收账款确权有关名义对链上企业收费或获取不当费用返还；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应合理制定服务收费标准、明确收费对象，并将收费标准公示或与相关方进行协议约定。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供应链金融发展内涵方向，规范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管理，健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规范管理框架。

供应链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形态，其稳定性关乎一国的国家竞争力与战略安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准确把握全球供应链风险挑战，从我国实际出发，强化互联互通，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

全球供应链涉及多主体、多产业、多地域、多环节，是由相互联系又独立运营的实体组成的复杂网络，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球供应链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极端气候、地缘冲突、公共卫生事件等导致全球重要的贸易通道中断风险加大，同时造成需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进一步放大冲击效应，增加了供应链的管理复杂性和运营成本。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部分国家企图打造封闭排他的供应链“小圈子”，强化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数字技术的应用在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的同时，随之产生的数字安全风险、数字壁垒、数字鸿沟、数字技术标准不统一、数据格式不兼容等问题，造成供应链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上下游的高效协同。

面对上述风险，实施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已成为许多国家确保供应链安全的共同选择，但这也对各国之间的供应链合作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各国需在硬件基础设施、规则机制、数字平台等多维度构建起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深度连接与协同发展，才能够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安全。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全球供应链运行的硬件基础，是指通过建设和完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促进人员、信息、货物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理想状态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实现“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联通，基础设施网络具备高度安全性和可靠性，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各类安全风险，同时全球供应链响应速度得到较大提升，能为上中下游密切协作提供可能。这对未来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出较高要求。

一方面，继续完善传统基础设施。构建铁路、海运、公路、航空、管道等优势互补、立体多元的物流通道体系。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信息畅通，保障各类产品的正常运输与稳定供应。

另一方面，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新型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还有助于优化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提升其参与全球供应链合作的能力。例如，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子商务平台和跨境支付系统，为企业拓展了销售渠道、简化了贸易流程、降低了进入新市场的难度，促进了供应链合作过程中信任的积累。需构建全链路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以5G、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用，不断提高供应链服务流程的精确性，降低国内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门槛，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能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配置效率的提升。

加强规则与标准互联互通。各国技术规范、行业标准、交易规则的错位，将造成供应链成本高企、效率低下、运行不畅等问题。强化国家间规则与标准的对接协调，是破解各类壁垒、降低制度性摩擦、实现更高水平国际分工合作的必然选择。同时，通过规则互认与标准协同，可为供应链合作构建可预期、可操作的框架，形成风险共担机制，维护供应链秩序。

在规则联通层面，积极参与各类多边合作机制，稳步推进制度型对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在维护供应链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用好协定中的供应链安全条款。具体而言，推动加快签署和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协定，建立区域供应链预警与应急协调机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加强与成员国在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建立区域内相对稳定的供应链规则体系；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探索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兼容性，推动形成区域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多边规则协同与标准互认，提升供应链应对全球市场波动的弹性和韧性。

在标准对接层面，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统一供应链标准，打造开放的供应链合作机制。积极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标准化水平。近年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标准制定，如华为参与研究与创新的Polar码被国际权威标准组织3GPP确定为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推动相关领域供应链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加强物理和数字系统互联互通。物理系统是供应链中实际存在的实体环节，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等环节中的设备、设施和人员。数字系统则通过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构建的虚拟平台，完成供应链各环节的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和决策工作。数字系统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共享提高供应链各环节信息透明度，利用算法优化生产计划、库存水平和物流路径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预测模型提前识别如供应商中断、运输延误等潜在风险，降低供应链中断概率。物理与数字系统的深度融合可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的实时协作，增强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是提升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合作稳定性的重要抓手。需利用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的整体效能，驱动传统供应链向数字化供应网络变革跃迁。在国际供应链中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企业对供应链中各种资源的智能调度，对各种风险的监测预判。

此外，推动数字贸易平台在全球供应链生态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数字贸易能有效助推全球贸易稳定发展，提升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管控能力，对全球供应链风险具有缓释作用。进一步完善全球供应链运营平台生态，将数字贸易中多元主体商业贸易机制与全球标准对接，实现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和供应链各环节的数据互通；将实体货物与数字服务相结合，便于供应链节点企业更好地响应供需变化，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供应链风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给我国发展带来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把握全球供应链变化态势，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大力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高度关注全球供应链变化

供应链的本质是相关主体基于利益连接而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是超越单一主体边界进行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方式。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深度调整并出现重要变化。

安全成为影响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自然灾害和卫生防疫事件多发，全球供应链布局正从过去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转向综合考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确保供应链安全，降低各类外部因素对关键产品和物资供应的影响，保障本国经济和民生安全，成为各国的重要考量。美国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通过重大战略调整和制度安排，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欧盟、日本等经济体改变单纯追求“效率优先”的目标，推进供应链多元化，以增强应对各类危机风险的能力。

供应链成为国家博弈的新场域。多极化世界格局加速演进，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成为全球秩序的决定者。传统由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缺乏公平性、包容性和广泛代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目标、机制、规则也存在分歧。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24年10月中旬的12个月里，成员实施的169项新贸易限制措施涵盖贸易额约为8877亿美元，比上一年多出约5000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多边贸易体制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国际物流通道与国际金融结算通道中断风险加大，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显著上升。

全球供应链走向分化。受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开始收缩重组，相同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形成不同的平行供应链。一些国家选择基于所谓“价值观”的供应链发展路径，推动供应链布局友岸化。一些国家寻求国际政治经济平衡的供应链发展路径，以生产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手段推动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和关键产品的本土化和近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区域化，即由区域中心国家控制核心环节、周边国家支持生产的供应链形态。

全球供应链的效率提升与成本增加。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应用，全球供应链数智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运输、仓储、分拣、装卸、配送、售后等环节的无人化正在实现，供应链透明化、柔性化、敏捷化进程持续推进，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进一步提升。可持续理念融入供应链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世界形势的不稳定性以及国际贸易中的各类安全壁垒、科技壁垒、绿色壁垒、标准壁垒等也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增加。例如，俄乌冲突发生后，全球原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红海危机发生后，苏伊士运河贸易量一度下降42%，多家国际航运企业暂停红海航线或绕行，运距加长、时效变慢，全球航运成本上升。

供应链变局带来深刻影响

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密切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目前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位。也必须看到，全球供应链变局也会对我国产生深刻影响。

一是安全风险升高。大国博弈加速了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推行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试图塑造以本国为中心的关键产业供应链体系，意在扰乱我国产业布局，阻滞我国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尽管我国产业体系相对完备，但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材料等领域的研发制造环节仍存在短板，面临“卡脖子”风险。

二是发展空间受限。一些国家和地区将我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或“制度性对手”，在经贸、科技等领域进行遏制制裁，企图阻挡我国发展势头。推动所谓“去风险”，重新定位对华经贸关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意图限制我国供应链体系发展，阻碍我国优势产品“出海”，这些措施对我国一些全球化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了影响。

三是产业竞争压力加大。我国正面临部分发达国家对国内中高端产业打压、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低端产业追赶的双重压力。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可能促使我国境内部分具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调整其供应链布局。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利用国际经贸规则及廉价劳动力优势，纷纷加大吸引外资力度，采取各类优惠政策与我国争夺跨国直接投资。此外，不断增加的各类壁垒将提升供应链成本，使我国相关产业整体竞争力面临被削弱的风险。

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供应链的总体效率与安全水平，不仅关乎企业的竞争力、产业组织效能，也关乎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要以实现高安全可控、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国际合作为目标，加强供应链战略设计与系统谋划，不断提升我国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增强韧性，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全面梳理掌握供应链情况，从关键性、脆弱性等维度系统评估研判风险，建设可控、多元的供应链安全体系。提升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韧性，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在重点行业实施“备链”计划，增强供应链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安全水平。完善应急供应链体系，推动建立政府、企业、机构等多主体参与、发挥各自优势的应急机制，健全应急供应链分级响应和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与区域布局，确保应急资源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优化结构，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一体化运作，完善高效集约、线上线下融合的商流服务体系，畅通国际与国内、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有效衔接的物流网络，构建支持供应链各环节数据共享、需求对接的信息网络以及具有主导权的全球供应链金融网络，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良性互动。提升创新能力和质量水平，密切跟踪研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先进标准，推进重要基础研究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在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的投入。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进其与供应链、创新链协同，鼓励融合创新，推动重点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提升供应链智慧化绿色化水平，加快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提高智能生产、物流、运维水平。在能源使用、生产制造、产品包装等方面推进清洁化、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打造可持续供应链体系。培育共生共赢的供应链生态，推动形成链主企业主导、中小企业参与、科研与金融机构协同的高效灵活供应链生态。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牵引构建组合式、协同化、敏捷型的区域供应链合作与创新网络。优化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将其打造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新高地。

深化共识，拓展供应链国际合作空间。立足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供应链领域既有分工又有竞争的关系，深挖与其在产业和市场上的互补性，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传统领域供应链合作成果，积极拓展新领域供应链合作关系。密切关注跟踪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的动向，根据我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加强战略对话与政策沟通。加强对发展中经济体中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例如，深化同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制造、交通运输、物流等产业为重点，推进标准制定、联合研发、互联互通，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加强同其他金砖国家的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构建战略协同的重点供应链为目标，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根据拉美国家的自然禀赋、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重点与其加强在农产品、矿产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此外，还需推动形成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充分发挥G20、RCEP等在供应链治理中的作用，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公正、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